我国大黄鱼产业的集聚水平研究

杨卫,周丹丹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0 引言

大黄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传统“四大海产”之一,是我国近海主要的经济鱼类。大黄鱼产业的发展始于捕捞产业,我国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就开始成规模的捕捞作业,1974年大黄鱼捕捞产量超过20万t。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捕捞强度过大,大黄鱼的资源量迅速衰减,以致形不成大黄鱼鱼汛[1-2],到1990年大黄鱼的捕捞量仅有25 443 t。在意识到大黄鱼野生资源已成为“稀罕物”后,渔业主管部门出台许多大黄鱼资源保护措施,但野生大黄鱼资源量尚未恢复。由此我国开始发展大黄鱼养殖产业,相关科研人员开展大黄鱼人工繁育和养殖技术研究,于1989年首次成功并于2000年实现产业化[3]。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量为254 062 t,捕捞产量为46 017 t。

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对于大黄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问题[4]、资源变动和资源保护[5]等方面。在野生大黄鱼资源急速下降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将探索课题聚焦在大黄鱼人工养殖方面。1985年“大黄鱼人工育苗初试”项目立项[6],自此相关项目组和学者开始关注大黄鱼养殖[7]、饲料投喂[8]和病害防治[9]等技术,以期保住大黄鱼资源。目前大黄鱼的种质保持、遗传育种和抗病功能基因等技术发展相对完善,但仍存在养殖网箱密度过高、苗种质量下降和病害防治网络不健全等问题[10]。大黄鱼作为我国重要的海水经济鱼类,其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仍须各方共同努力。

产业集聚是由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是指某些相似的企业在相当大的地区内生产某种产品,以及与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业高度集聚在一起[11]。国外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较早,对产业集聚的产生、发展[12]、外部效应[13]和经济增长[14]等进行系统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空间布局演变、集聚测度[15]和产生效应[16]等方面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聚进行研究,主要运用区位熵、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等方法测算产业空间集聚程度[17],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和产业集聚。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对优质动物蛋白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水产业发展迅速。通过阅读与梳理文献,目前我国关于水产业的产业集聚研究多从鱼类、虾类或海水养殖业整体层面探讨其集聚程度[18-19],尚无针对大黄鱼产业集聚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根据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采用区位熵和空间基尼系数方法测度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和捕捞产业的集聚水平,以期为我国大黄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1 我国大黄鱼产业发展现状

1.1 大黄鱼养殖产业

1.1.1 养殖产量及分布

大黄鱼是我国第一大养殖海水鱼类。2011—2020年我国海水鱼类养殖产量和大黄鱼养殖产量分别从期初的96.42万t和8.02万t增加到期末的174.98万t和25.41万t,年均增长率为6.14%和12.22%,大黄鱼养殖产量在海水鱼类养殖产量中的占比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图1)。

图1 2011—2020年我国海水鱼类和大黄鱼养殖产量

我国大黄鱼养殖地区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广东,具有显著的产业集聚特征,其中福建是我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地区。2020年福建大黄鱼养殖产量为20.46万t,浙江大黄鱼养殖产量为3.24万t,广东大黄鱼养殖产量为1.69万t。

1.1.2 养殖模式

目前我国的大黄鱼养殖模式包括传统网箱养殖、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围栏养殖和池塘养殖等。根据“中国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数据库”的调研数据,2020年大黄鱼养殖模式包括深水网箱养殖、围网养殖和普通网箱养殖3种。近岸海域以普通网箱养殖为主,其中福建的普通网箱养殖面积最大;深水网箱养殖虽具有抗风浪和耐用等优势,但由于高成本和高技术的制约,推广程度不如普通网箱养殖,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未采用围网养殖模式(表1)。

表1 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模式的面积 万m2

1.2 大黄鱼捕捞产业

海洋捕捞业是我国现代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海洋生态文明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大黄鱼捕捞产业主要集中在辽宁、广东和海南。辽宁曾是我国大黄鱼捕捞产量最高的地区,2015年达2011—2020年的峰值即5.45万t,但自2015年开始下降,2020年降至0.50万t;广东的大黄鱼捕捞产量较为稳定,峰值出现在2016年为3.29万t,其他年份维持在2万t左右,2020年为2.33万t;海南的大黄鱼捕捞产量低于广东,峰值出现在2013年为2.36万t,其他年份波动不大,2020年为1.17万t;2020年福建的大黄鱼捕捞产量为0.24万t;2020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的大黄鱼捕捞产量均不足1万t(图2)。

图2 2020年我国大黄鱼捕捞产量的地区分布(产量,占比)

2 研究方法

2.1 区位熵

区位熵(LQ)又称地区专业化指数,用于判别产业集聚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测度某个地区的某个产业与全国水平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20]。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X ij和X ij分别表示第j个地区和全国第i个产业的产出(大黄鱼养殖产量或捕捞产量);和分别表示第j个地区和全国全部相关产业的产出(水产品养殖产量或捕捞产量)。

通常认为,LQ＞1表明相关产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较高且发展较快。

2.2 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G)是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能够反映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性[21]。空间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S j表示第j个地区某产业的产出(大黄鱼养殖产量或捕捞产量)占全国的比重;X j表示第j个地区相关产业的产出(水产品养殖产量或捕捞产量)占全国的比重;N表示地区的数量。

G值越接近于0,表明产业空间分布越均衡;G值越接近于1,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3 研究结果

3.1 区位熵分析结果

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区位熵如图3所示。

图3 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区位熵

由图3可以看出:福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区位熵明显高于浙江和广东且波动幅度最大,2011年为20.46,2012年大幅下降至9.27,2013—2020年不断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福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集聚水平和专业化水平较高;浙江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区位熵整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升至1.11后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后维持在2.00以上;广东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区位熵波动不大,2011—2020年为0.40～0.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产业集聚程度不明显。

我国大黄鱼捕捞产量低于养殖产量,但捕捞地区多于养殖地区。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捕捞产业的区位熵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捕捞产业的区位熵

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大黄鱼捕捞产业的集聚程度仍较低,产业空间分布较分散。其中,辽宁、广东和海南大黄鱼捕捞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和集聚水平较高,而其他地区大黄鱼捕捞产业的区位熵均较低且无明显波动。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大黄鱼捕捞产业的区位熵在2011年、2012年和2017年均大于1,但2019年以来降为0,其原因在于野生大黄鱼资源的减少。

3.2 空间基尼系数分析结果

计算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养殖产量占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的比重(S j),其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对全国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越大,其中福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最大(表3)。

表3 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养殖产量占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的比重 %

计算2011—2020年各地区水产品养殖产量占全国水产品养殖产量的比重(X j),其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对全国水产品养殖产业的贡献越大。继续计算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S j-X j),其值为正表明该地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集聚程度高,其值为负则相反。其中,福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始终为正,表明集聚程度高;浙江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于2015年由负转正且呈上升趋势,表明集聚程度升高;广东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虽波动不大但始终为负,表明集聚程度不明显。这与区位熵分析结果相一致(表4)。

表4 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 %

同理计算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捕捞产量占全国大黄鱼捕捞产量的比重以及大黄鱼捕捞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可以看出辽宁、广东和海南大黄鱼捕捞产业的集聚程度明显,其他地区几乎不存在集聚现象。这与区位熵分析结果相一致(表5和表6)。

表5 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捕捞产量占全国大黄鱼捕捞产量的比重 %

表6 2011—2020年各地区大黄鱼捕捞产业的贡献份额离差 %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和捕捞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图4)。

图4 2011—2020年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和捕捞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

由图4可以看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虽呈下降趋势,但仍明显高于大黄鱼捕捞产业;大黄鱼捕捞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呈先上升后轻微波动的状态,并维持在0.2～0.3的水平。

3.3 影响因素

本研究重点分析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主要原因包括3个方面。①我国大黄鱼产量主要来自大黄鱼养殖产业;②由于大黄鱼野生资源在违反自然规律的过度捕捞下骤减,为有效恢复大黄鱼资源,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地均采取大黄鱼保护区和禁渔期等措施[1],导致东海区捕捞产量较少,产业集聚程度也较低;③大黄鱼养殖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明显高于大黄鱼捕捞产业,表明大黄鱼养殖产业的产业集聚程度更高。

3.3.1 资源禀赋

德国学者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是要素禀赋的丰裕度[22]。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某国或某地区应出口本地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本地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就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而言,自然资源作为不可移动要素是形成产业集聚的基本成因。我国大黄鱼养殖产量较高且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和广东,这些地区具有资源环境优势,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发展提供地利条件。

3.3.2 养殖技术

在我国大黄鱼养殖区域中,福建的养殖产量占比约为90%,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23]。大黄鱼养殖对于温度等地理环境条件要求严格,福建闽东拥有国内唯一的官井洋大黄鱼内湾性产卵场,有利于科研人员利用大黄鱼种质资源开展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研究,为发展大黄鱼养殖产业提供良种支持[24]。在这种条件下,福建成为大黄鱼核心养殖区,宁德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育苗和养殖基地,因此大黄鱼养殖产业的集聚程度最高。

3.3.3 空间成本

成本优势是产业集聚的持续动力。空间成本是指由于距离因素给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额外成本的增加[23]。大黄鱼的养殖成本主要包括饲料成本、鱼苗成本、员工工资成本和设备成本,其中饲料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大黄鱼养殖饲料以冰鲜鱼饲料为主、配合饲料为辅,小杂鱼虾糜作为冰鲜鱼饲料可降低养殖主体的饲料运输成本。此外,国内的大黄鱼消费市场集中在沿海地区,交易成本的降低使沿海地区养殖大黄鱼更具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其产业集聚。

4 发展建议

大黄鱼是我国海水鱼类中养殖产量最高的经济鱼类,养殖地区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广东。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其中福建是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的起源地,养殖技术和成本优势决定其大黄鱼养殖具有竞争优势,产业集聚程度最高但呈下降趋势;浙江大黄鱼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目前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大黄鱼养殖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且基本维持稳定。由于大黄鱼野生资源骤减,其捕捞产量较低,产业集聚水平也较低。基于研究结果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本研究就促进我国大黄鱼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3项建议。

4.1 加强技术研究

加强大黄鱼养殖、饲料使用、鱼药研发和大黄鱼加工等技术研究。①目前我国大黄鱼养殖多采用普通网箱养殖模式,而近海养殖密度过高易导致养殖区域水质污染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因此应科学合理布局养殖区域,因地制宜推广围网和深水网箱等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技术水平。②大黄鱼饲料包括冰鲜鱼饲料和配合饲料,由于喂养冰鲜鱼饲料受禁渔期的影响且难免混入高经济价值鱼类,应提高配合饲料的使用率;然而与投喂冰鲜鱼饲料相比,投喂配合饲料的大黄鱼生长速度较慢,因此应加强饲料配方技术研究,研制营养均衡和诱食性好的大黄鱼配合饲料,并逐步提高其使用率[3]。③为减少大黄鱼病害,同时避免药物残留影响大黄鱼品质,应研发有效且副作用小的鱼药产品,健全病害防治网络,提高养殖成活率。④大黄鱼的交易形式以冷冻和冰鲜为主,研发大黄鱼加工技术能够增加成品存储时间和开拓消费市场,同时研发大黄鱼下脚料等综合利用加工技术能够促进节能减排和完善大黄鱼产业链[10]。

4.2 促进协同发展

政府应继续完善并实施相关渔业法规,规范产业管理,增加项目经费,引进专业人才,鼓励大黄鱼产业的基层科研建设;各地区应及时关注大黄鱼养殖动态,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尤其加强对散户养殖主体的技术培训,提升大黄鱼品质;科研院所和高校应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加强与养殖户开展合作,共同促进大黄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3 保护种质资源

大黄鱼种质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关系到我国大黄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野生大黄鱼资源有限并已受到严重破坏,要完全恢复大黄鱼资源的难度非常大。为保护我国大黄鱼种质资源,应加大对原、良种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10],促进野生大黄鱼资源的有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