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水产品贸易大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923.65×104t，进出口总额324.96×108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56%和7.92%。其中，出口量433.94×104t，出口额211.5×108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40%和1.99%；进口量489.71×104t，进口额113.46×108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1.17%和21.03%。同年，中国水产品贸易顺差达到98.04×108美元，水产品贸易额占农产品贸易额的16.13%，可见，水产品贸易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小觑。水产品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发展有效拓展了中国渔业的市场空间，扩大了中国水产品的销售范围与规模。但是，伴随着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中国水产品贸易也出现了一些亟需发展升级的现实问题，例如，对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和面临的诸多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水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为分析与讨论这些问题，促进水产品贸易更好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内容与主题广泛，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并研判预测该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明晰中国水产品国际贸易研究方向提供资料参考。

1 中国有关水产品贸易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中国作为水产品生产大国，水产品贸易规模发展非常迅速。改革开放前，中国水产品年贸易量还不到50×104t。1984年以来，水产品贸易量额都出现大幅增长，1984年到2017年进口量和出口量分别增长了约31.6倍和37.73倍，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增长了约159.8倍和72.9倍。在此背景下，对水产品国际贸易问题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国内研究成果按照不同关注点加以归纳和梳理，主要分为以下5个方面。

1.1 影响水产品贸易规模的因素研究

中国水产品贸易规模持续稳定的增长与发展，首先要归因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1985年水产品市场价格放开，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水产品贸易发展[1]。其次，加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有利于中国水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加入WTO后，中国的水产品贸易在进口和出口方面都呈现出了高速增长的态势，水产品贸易顺差得以保持并持续扩大[2]。但是，中国水产品贸易领域存在的贸易品种单一、进出口市场集中、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信息咨询服务不健全、受非关税贸易措施限制等问题，阻碍了中国水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中国水产品贸易积极健康发展[3]。

关于中国水产品贸易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量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杨小川等[4]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水产品贸易产生影响，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水产品贸易顺差扩大。陈伟[5]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当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和小于1时，人民币升值会促进出口，从而扩大贸易规模。还有许多学者运用恒定市场份额(Constant Market Share, CMS)模型对中国水产品贸易规模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周昌仕等[6]分析发现：中国水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受竞争力效应影响，交叉效应的正向影响较为微弱。苗青[7]同样运用CMS模型分析指出：中国水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主要原因是世界水产品需求量的提升。

1.2 区域间水产品贸易问题研究

除了对水产品贸易的整体研究，还有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了水产品贸易的区域性问题，其中多集中在日本、韩国、美国、欧盟这4大市场，中国向这4大市场出口的水产品占水产品出口总量的80%～90%，且贸易规模还在逐年攀升，但也偶有波动。其中，影响中日水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是绿色贸易壁垒[8]。日本出于食品安全考虑，颁布了“肯定列表”制度，农残检测标准要求日益严格，对中日水产品贸易影响很大[9]。在中韩水产品贸易问题的研究上，覃希扬[10]认为中韩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不高，两国应该大力发展产业内贸易水平低的水产品种类，优化水产品贸易结构，加大海上运输能力建设。中国和欧盟的水产品贸易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始有了飞速发展，潜力较大，但中欧水产品贸易摩擦经常出现，而且双方水产品贸易规模虽然在扩大，但贸易结构并没有太大改观，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11]。

美国是中国水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鉴于目前中美贸易战的特殊背景，对中美水产品贸易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中美水产品贸易多年来一直在摩擦中发展，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中国对美国水产品的出口[12]。针对近期中美贸易战对水产品行业产生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通过加税实施贸易反制，或将加大国内大豆、豆粕价格波动，由于豆粕占水产养殖成本的比重较小，因此豆粕价格上涨会对养殖成本有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较小[13]。还有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战对罗非鱼行业有较大影响，冷冻罗非鱼片的价格自2014年以来，一路走跌，美国公布商品征税清单后，中国有关生产加工企业明显感到成本压力的增加，且价格恢复渺茫，罗非鱼产业可能会受到很大冲击[14]。

1.3 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

中国水产品贸易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等因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深入分析发现，不同品种的水产品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竞争力也存在差异。陈博欧等[15]通过对中国主要出口水产品品种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和质量溢价率的测算，分析了主要品种的竞争力，指出罗非鱼的竞争力最强，其贸易竞争力指数接近1，对虾、蟹类、鱿鱼、章鱼等也具有较强的质量竞争优势，鲜甲壳类则不具有对外竞争优势。

在研究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时，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进行了研究。蔡鑫等[16]有关中国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的分析显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规模、水产品需求和经济制度等因素均对中国水产品竞争力有显著性影响。刘学忠等[17]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的分析指出，中国水产品的比较优势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胡求光等[18]通过对中国水产品资源禀赋系数等指数的测算也发现，中国水产品资源禀赋条件虽然比较好，但是竞争力在缓慢下降。

1.4 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

水产品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化，许多国家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本国产业或市场进行贸易保护。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中国水产品出口最大的非关税壁垒[19]。中国农产品面对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包括绿色贸易壁垒、质量安全评价标准、包装、标识、技术法规等[20]。水产品与其它农产品相比又有很大区别，水产品涉及淡水养殖、海水养殖、远洋捕捞、渔政管理、鲜活品运输等多个系统和行业管理，相较于其它农产品更容易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21]。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协调，行业监管力度不够，企业自律性差，并且中国水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较集中，产品同质化严重，很容易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22-23]。

除了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整体分析，还有学者对中国主要水产品贸易伙伴进行针对性分析。其中，欧盟对水产品有严格的质量认证制度，对产品的包装、标识有特殊要求，制定了高标准的技术法规，对水产品的抽检也非常严格[24]。日本是中国水产品出口量最多的国家，但也是设置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之一，不仅设定了高标准的水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而且对环保要求严格，不但要求水产品本身质量达标，同时还要求水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全部符合环保要求。日本只承认本国的检验标准，对出口国的检验证明不予承认，这为日本在水产品贸易中赢得了很大的自主性[25-26]。美国在水产品进口关税方面的限制较宽松，但是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有其独有的一套制度体系。美国在1995年颁布了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ontrol Point, HACCP)，利用其技术法规不断提高生产标准，这不仅使中国水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加大，而且使中国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了符合其检测标准，生产成本不断攀升，降低了竞争力。美国在进口检验方面也非常严格，抽样比例和合格标准不断提高。2003年通过生效的《生物反恐法》，美国又将食品安全和反恐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水产品出口美国的手续、过程变得更加繁杂[27]。韩国对水产品贸易实行配额制度，除经专门机构推荐的品种外，其它水产品种类的贸易都受到限制。韩国对中国水产品药物残留指标检验非常严格，从而中韩水产品贸易成本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对中韩水产品贸易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28]。

1.5 水产品贸易对资源环境影响的研究

随着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对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对水产品贸易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目前比较少。张慧[29]通过对国际养虾业的分析，探讨了国际贸易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虾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主要产虾国沿海岸红树林大量被开发成鱼塘，导致红树林大面积减少，同时，养殖虾塘的排放物使土地盐碱化程度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工业污水导致海洋环境污染，虾类产品个体小，有害化学品含量超标，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进口质量标准，影响了虾类产品贸易。钟昌标等[30]通过对1985-2004年浙江省水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水产品贸易规模与海洋捕捞产量之间呈负二次相关关系，贸易规模一旦超过了海洋捕捞量的最大值，就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的可再生性。

虽然对水产品贸易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研究不多，但是对农产品贸易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31]，这些研究成果对水产品贸易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匡远配等[32]发现，中国农产品贸易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即农产品贸易背后隐藏的“隐性”资源的流动，意味着过多的农产品输出会消耗国内资源且污染环境。然而与传统观点认为农产品出口国承担更多的环境污染风险不同，孙晶等[33]通过分析发现，农产品进口国也承担着环境污染的风险，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大豆，导致国内大豆种植减少，而玉米等种植量增加，玉米等作物施用的氮肥大于大豆种植施用的氮肥，使土地含氮量增加，造成氮污染，该成果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农产品贸易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2 国外学者有关水产品贸易研究的现状与进展

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对农业发展的预测中指出，未来10年全球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将持续增加，水产品贸易将继续发展。从上述预测结论可以看出，全球水产品贸易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国外学者对水产品贸易的研究也很关注，而且研究起步较早，梳理国外研究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2.1 水产品贸易的相关政策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水产品贸易相关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政策、渔业补贴政策等方面。LAHSEN[34]探讨了水产品贸易中关于食品安全的政策，指出水产品生产、加工、贸易、消费等各个环节均与质量安全问题存在关联，针对各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方法，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监管环境，明确规则和标准。

WTO在1994年制定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将补贴定义为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对私人部门的“财政捐助”，包括转移资金、放弃政府收入、提供支持等形式。 CHRISTOPHE等[35]将渔业补贴政策分为3类：第1类是“有益的补贴”，包括渔业管理方案、渔业发展研究等支持性补贴，有利于渔业资源的增值；第2类是“提高能力的补贴”，包括渔业船舶建造或改造的补贴、燃油补贴等，这些补贴一旦超过渔业经济的最优范围，就会使渔业资源贬值；第3类是“不明确的补贴”，包括渔业船舶回购计划、渔村发展计划等，这些补贴在不同情况下对渔业资源会产生不同影响。WILLIAM等[36]也指出渔业补贴会对水产品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反补贴措施可以规制补贴，从而保护贸易公平。

2.2 水产品贸易对国民福利的影响研究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理论[37]，国民福利可以分为经济性福利和非经济性福利。国外学者关于水产品贸易对国民福利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产品国际贸易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的变化对非经济性福利产生的影响，MAX[38]以波罗的海鳕鱼为例，对渔业管理政策进行了研究，发现低效率渔业管理下的水产品贸易会导致过度捕捞，而鱼类种群的减少最终影响渔民的稳定福利。2009年MAX[3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水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国民福利的影响，认为对可再生资源没有进行最优管理的话，贸易自由化会使得资源遭到破坏，影响国民福利，提出应该制定合理的计划加以监管。DALE等[40]认为，国际贸易的类型会对渔业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并通过不同的贸易流向以及不同的国际渔业管理方式相互作用，对国民福利产生影响。

2.3 水产品贸易壁垒的研究

贸易壁垒主要指一国对外国商品或劳务进口所实行的各种限制，一般分为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2类，水产品贸易中常见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BRANDT等[41]以美国为例，研究了绿色贸易壁垒出现的原因，即认为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的标准可以使本国企业自身获得利润，企业自然就会促使政府出台相关的贸易壁垒政策。GUILLOTREAU等[42]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得出贸易壁垒对进口有负效应，但是与价格等因素相比，相关系数很低。另外从关税壁垒的角度看，CHRISTOPHE等[43]指出由于区域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原因，近年来关税保护逐渐减少，水产品出口国在多边和区域谈判中推动了关税自由化的发展，消除市场准入壁垒，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扩大参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出口额，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和标准时可以参考SHERRY[44]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在外贸中最好先采用现有的国际标准或国际标准化指导原则，如果尚无国际标准，那么最好采用主要贸易伙伴的市场标准，而不是制定自己的本地标准。

2.4 水产品贸易对资源环境影响的研究

国外关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起步较早，GROSSMAN等[45]最早将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方面，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基本框架。BRIAN等[46]最早提出了南北贸易模型，用贸易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得出结论：1)贸易自由化可以缓解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2)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间的贸易如果平衡增长，将不会增加世界范围内的污染。

在水产品贸易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贸易不是引起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失灵，但是在上述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还是将继续存在，而且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LEOVAN等[47]通过对东南亚经济发展情况的研究，指出东南亚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很大原因在于低价出口本国或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水产品贸易，并进一步指出当前东南亚的管理政策不利于国内粮食安全，这种牺牲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会破坏沿海生态系统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 水产品国际贸易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水产品贸易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根据不同数据和案例对水产品贸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同学者运用的研究方法、模型也多种多样，这些研究成果很好地展现了水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的脉络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仍有一些不足，有待深化和拓展。

3.1 丰富对具体水产品品种贸易研究

现有大部分研究成果将水产品归为一个整体进行贸易问题研究，对具体品种的贸易研究有限，有一部分研究细化到鱼类、甲壳类或头足类，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到具体品种，但对具体品种的研究多集中于几个贸易量较大的品种，例如罗非鱼、对虾等产品，对其它品种的贸易情况研究不足，同时部分研究假设或条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结论已不适用于新的环境和情况。中国水产品种类丰富，不同品种的贸易特征差异明显，拓展对具体水产品贸易的研究，是水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水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将会更加丰富，更准确地指导水产品贸易的实践活动，也有利于调整中国水产品贸易结构，合理发展不同品种的国际贸易，促进水产品贸易实现转型升级。

3.2 深化水产品贸易与环境效应研究

“绿色发展”[48]现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可的发展理念，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许多国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水产品贸易作为中国创汇的重要产业，在贸易量和贸易额上已经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如何转型升级，成为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水产品贸易目前还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环境污染较大，资源破坏较严重，应当对水产品贸易的环境效应加以深入研究，提升资源利用率，保护环境。然而目前对水产品的环境效应研究多集中在养殖领域[49]，对贸易与环境效应的研究较少，不利于水产品贸易的发展，尤其是目前面临中美贸易战的特殊情况，发展环境污染少、产品品质高，高效集约的水产品贸易模式，无疑是减少环境损失的有效举措。

3.3 完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方面，已有学者通过CMS模型对水产品国际贸易进行分析，探究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和竞争力等对水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明确了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做进一步的解析。现有研究更多的关注水产品贸易的各种影响因素，通过贸易引力模型探究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然而现有模型分析的因素较少，对贸易成本、市场规模、外部冲击、产品质量等因素几乎没有纳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完善现有研究模型是水产品贸易研究领域有待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现有研究较多的使用6位HS贸易编码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利用更为全面的8位HS编码贸易数据，可以突破以往研究数据的局限性，更加全面的分析水产品贸易特征[50]。

3.4 改善水产品进出口结构研究

在1981-2017年，除1993年水产品进出口金额基本持平外，其它年份中国水产品出口金额远大于进口金额，每年都形成一定的贸易顺差，这是国外市场需求旺盛以及鼓励水产品出口政策等因素影响的结果，总体上这种长期的贸易顺差状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属于利好因素，但是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加大了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使得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风险。如何改善水产品进出口结构，引导水产品贸易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适度扩大进口规模后如何对水产品行业进行监管，国内渔业从业人员就业保障，以及改善进出口贸易结构带来的金融环境影响等问题，这些都是水产品贸易领域亟需研究的问题，也是水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