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很多熟悉渔业的人都认为，渔业几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行业。

从几百年前活跃在欧洲沿海的海盗，纽约码头的移民组成的鱼市社会，到中国东南沿海传统渔民文化与现代资本、管理的碰撞，各种利益、势力纠缠在一起，很难一下子看清。但面对资源衰竭这一共同的困境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其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没鱼吃了怎么办？

90年代末期，在加拿大纽芬兰一带的北大西洋海域，曾经有非常丰富的鱼类资源。然而，突然有一年，仿佛是一夜之间，渔民出海却完全捞不到鱼了，捕捞量断崖式的减少，导致了整个渔场的关闭，渔民突然都没活干了，也影响到了上游的造船、下游的加工等环节。于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捕捞业何去何从这个话题一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92年，西北大西洋海域的鳕鱼数量骤减。图：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当时，人们对加拿大政府的渔业资源管理工作很失望，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当年全球冷冻水产品最大采购商联合利华，两家联合起来发起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MSC），参考森林资源管理委员会(FSC）对木材产品的管理方式，用一套基于市场的机制，利用供应链倒逼生产端改进捕捞方式，让渔场遵循科学的捕捞配额，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随后就拉开了延续至今的可持续水产品运动。很多社会力量都参与到了这当中，渔业企业、渔民组织、民间机构、厨师、营养师和环境科学家们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话语体系，也构建了一个新的行业生态系统。

欧美餐厅消费的几个大类海产品，比如鳕鱼、金枪鱼，还有美国人特别喜欢的蟹肉罐头等都经历过类似的资源衰退，然后引起供应链上参与者的重视，形成了各种各样自愿组织起来的机制和组织，大家一起想办法制定捕捞和管理的规则。这套可持续的模式也逐渐应用到渔业养殖中来。

名厨丹·巴伯在《第三餐盘》里花了很多笔墨介绍西班牙的微塔帕尔玛养殖场。

丹·巴伯（Dan Barber）是美国著名厨师，在曼哈顿西村经营着一家“蓝丘餐厅”（Blue Hill），并在餐厅里不断实践自己的饮食伦理和生态观。《第三餐盘》是巴伯的代表作，分别从土壤、土地、海洋、种子这4个层面，记录了他对食物体系的观察和思考。

这是一个难得的生态友好的养殖案例，从各方面颠覆了人们的认识，比如飞鸟和鱼的关系。养殖场内不只养鱼，还有50多万只鸟，种类超过250种，它们会吃掉20%的鱼卵和小鱼，也吸收了水中多余的营养成分，水质变得更干净，实现了渔场的生态平衡。这个例子很生动的诠释了食物链相辅相成的关系。

去年我拜访了珠三角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态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和很多商业化养鱼场要花力气赶鸟不同，那里的水鸟特别多。当时同去的科学家们说，水鸟的存在肯定有利于鱼的健康。那个养殖基地的鱼确实不怎么生病，不需要用药，鱼的品质非常好，在珠三角市场供不应求。

可持续渔业在中国

我国的渔业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渔业最早完成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渔民也因此成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拨人。

但是随着各种资本的进入、技术更新换代，工业化捕捞短时间内迅速铺开，一些鱼类品种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资源衰退的情况，于是，开始有了全国性的近海休渔期。

春末夏初是很多鱼类的产卵期，为了给它们休养生息繁殖后代的时间，休渔期一般从5月1号开始，持续到8、9月份。目前长江是10年休渔。休渔期可能是相对简单直接的一种管理方式，但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我国海岸线非常长，渔政执法力量有限，从执法的管理成本来说，全国统一标准的休渔期执行起来相对可行。

●1995-2021年，伏季休渔制度的沿革。制图：智渔

现在，政府也开始加强渔船进出港的管理，渔船必须回到船籍所在地，回港卸货时要进行数量、品种的统计。一些相对发达的渔业大省甚至能做到更精细化的管理，比如：采取一把手责任制，与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学习国外配额制捕捞，要求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强化捕捞产出管理。

对此，渔民和捕捞公司一开始当然会有不适应，很多举措是在让捕捞变得更加透明，但船老大可能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捕了多少东西，也不希望暴露他的渔场位置，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人们做这行生意靠的就是信息差。

还有一个管理措施是“双控”，国家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指标管理，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控制本行政区域内捕捞渔船的数量、功率，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指标。

但是，曾经也有与之相矛盾的一些政策，比如燃油补贴。就像农业有农机作业用燃油补贴，渔民也有相应的渔船燃油补贴。而要想得到燃油补贴，每年出海必须达到一定的天数。这会造成部分渔民为了拿到补贴而出海捕鱼，间接鼓励了过度捕捞。所以，这些年政府主动削减了渔业补贴，原有安排给补贴的财政预算也转移用于海洋生态修复。

渔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是“放得比较开”的一个行业，大部分时候都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配套的行政管理资源相对有限，相应的法制法规也急需完善。

当资源衰退，市场发展陷入停滞，大量传统渔业人口面临转产、转业的时候，很多渔民既没有农业户口，也不是城镇户口，如果没有了渔船，就意味着他们既不能出海，也没有土地，那么如何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类似的难题还有很多，如果不再指望靠捕鱼养活渔村，那什么产业才是适合渔村的呢？

中国的渔业养殖

近年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让近海养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我国的近海养殖分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以贝类为主的增殖渔业（即投人工繁育的苗，但不需要投饵，让它们在水中自行生长，一定周期后再来采收）。早期有利可图、门槛又比较低的时候，大家蜂拥而入，在滩涂圈一块地，做几个水泥池子，捞一些苗放进去，不用操什么心就会有很好的收获，价钱也非常不错。

随着冷链和路网的不断完善，需求拉动了生产的规模化。但是规模化养殖往往意味着高密度养殖，密度过高的鱼，容易得病；而种质资源被人工繁育几代后，抗病性会变弱，鱼也更容易发病，发病就难免用药，这又会因为药残超标等问题影响销路，销售价格降低，最终导致利润空间变薄。单价降低了，在有限的养殖空间里，渔民势必要增加养殖密度才能尽力提高单位空间里创造的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2017年开始，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海岸带的保护，很多地方都在清退池塘。生态比较脆弱的滨海湿地会进行“退塘还湿（滨海湿地）”，“退塘还林（红树林）”。退塘后，养殖就得往远海走，就像挪威养殖三文鱼用的那种网箱，离岸的距离更远，水体流动自净的能力更强。

但网箱养殖这种设施型渔业投入门槛比较高，大公司才有条件去操作，这无形中把小散户挡在了门外。这样做，好的方面是便于管理，但是传统的渔民生计怎么办？除了一次性的补贴，渔民的传统用海权能如何在合理的转产转业政策中得到保障，是值得思考的。

除了清退池塘，政府也在加强对养殖用药的管理。涉及食品安全的养殖投入品，也包括动物保健品，因为有些成分复杂，有些因为使用不当，药物残留超标，甚至会产生抗药性。用药监管涉及到对兽药厂、流通分销等环节的监管，非常复杂，只有一点一点地去推动，而这个领域的行政资源和相关行业基础研究都亟待加强。

可持续渔业往何处去？

说了这么多，那中国的可持续渔业之路应该怎么走？

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经验，但很多时候，西方体系的普世性和可复制性依然存疑。比如欧美的一些可持续水产标准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品种，又比如说西方捕捞配额制往往是围绕单一物种而制定的，而中国的捕捞大都是混合物种；再加上中国饮食习惯的影响，渔民不太有丢弃渔获物的习惯，捕上来的鱼总能想到办法利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从国际组织辞职，出来做本土机构的探索，结合本土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去了解渔民群体。

关于渔民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不多。渔民怎样看待自己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渔民组织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渔民个体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而主流研究对他们的了解却很有限。可持续渔业往何处去，需要真正了解渔民群体和产业现状的人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选择适用的技术和金融手段。

这也是智渔这些年在做的事。我们努力去认识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个体和群体，认识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参与方，也努力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传播手段去呈现渔业的复杂性，帮助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好地创造解决方案。我们孵化了养殖协会，促进行业上下游信息共享，和保险公司一起设计服务于小散户的保险产品，帮助渔业合作社探索转产转业之路，为基层政府制定行业治理的规划方案……

我相信，我们最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