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真的“末代”了?——渔业演变渐进简析
前不久,江苏《新华日报》发了一则新闻,讲述了渔民、渔业事业的承继事儿:苏州市吴中区太湖港渔村里,千户渔民家中,居然无一年轻人“子承父业”,文章摆出了一道客观而冷峻的课题就是“渔民后继乏人,渔村何去何从?”
太湖渔港村,是太湖流域渔民最集中的地方,1.66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生活着1381户像金虎生这样以渔为生的渔民人家。按当天的收成,从早上4点出湖捕鱼到归来,整整12小时,一条船扣除成本还能赚1000元左右,比年轻人在普通企业上班强,但目前村里没有一位年轻人“子承父业”。大家都说,十年后,这里将是一个没有渔民的渔港。
从太湖渔港村向外看,类似现象还真是不少。同是江苏省的长荡湖渔业区,金坛、溧阳、武进等市所辖的乡镇,临湖水域都设有“水产村”“水产大队”“捕捞大队”“渔业村”等村级行政机构。随着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地方也多多少少出现了渔民新一代走出,移业他行,迁徙他乡,成为“非渔居民”。
由此,老一代渔民发出感叹说自己:成了“渔民末代”,一些社会学者也纷纷为此做出“末代渔民”的推论,引发业界热议。
“渔民”真的要成为“末代”了?
否!我们不能说“末代渔民”“渔民后无来者”这些是不是道“伪命题”,这仅仅是个未被引起关切的是非题。正因为许多渔家子弟“改弦更张”,投奔他业,离弃祖业,另谋发展,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市场裂变息息相关的,从时代社会前行的里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渔业演变渐进的印记来。
渔民&渔业
渔者,捕鱼者也。自古至今,称呼那些以捕鱼为生计,以水上捕捞劳作养家活口的人们为渔民、渔夫。渔,作动词时本义即为捕鱼。一种在溪流、河海水域边捕鱼者所进行或从事的生产劳动。自从人类开始徒手逮住水中游鱼,供以填腹,就一直跟进着生产工具的变革延伸,产生了钩、网、篓、叉,设置了围捕、诱捕、狙击等几乎无与伦比的智慧“套餐”,从事渔业的人群越来越众,队伍越来越大,渔夫成为延续人类的主要种群之一,捕鱼也曾为热门的技术行当。为了更好地、更多地捕捉鱼类,人们开始由岸边水旁蹲守捕猎,向水上转移,造出舟楫,既当家室栖居,又作捕捞猎取鱼类的“战船”,渔民的水上游牧生活就此开始,而这样的船,就是人们熟知的渔船,主人就是渔民。
社会进化之途上,大凡跟随仿效众多的行当,会纠结聚合人气,形成时代或社会职业。这水上、水中、水底劳作而生的渔民渐众,特别是临水域地方,从事渔业捕捞者面广量大,且除了自我消费外,以大量捕捞的鱼货与定居农民换取粮食等必需品,进入以物易物的市场交易者日益广泛。这些靠着捕鱼生活的力量成就了一大产业,这就是渔业。
现如今,尽管社会各行各业发展迅猛,渔业的发展丝毫没有拉下脚步,这个古老又传统的产业越发地欣欣向荣。世人皆知:渔民怎么会就此成为行业的“末代”而就此告罄呢?
渔民&渔农
在传统的产业结构分工中,各行各业都有着自己的专业特色,从生产经营到产品劳动都有着自己的“专属区”。渔民,这个历史老产业也不例外。
与渔民相近相通的便是农民,农民渔民都是资源型的生产者,水土维系。渔民和农民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其从事生产活动时所利用的生产资料不同。生产资料是指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农民种地,农民生产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农具和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土地;渔民捕鱼,渔民生产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渔具和国家所有制的天然水面(海洋、国有制的湖泊、江河等)。随着时代发展变革的加速,类似生产资料归属与使用者业态流动的变化,渔民与农民之间在许多地区发生了相互影响,相互变异,相互渗透。以诸多的养殖案例为例,足可说明。
湖区的水面归属权起了变化,临近的农民由于历史原因,享有着水域管理与使用权,在市场需求的影响力感召之下,这些临近湖区水域的农民逐渐介入与投资渔业,捕鱼与种地、渔民与农民相互参入,互相渗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农里有渔,渔间有农。市场发育日臻完善,需求日益广泛,新一波“农改水”“田养鱼”来势迅猛。从此,大量种田汉子“改农为渔”,涌现了千千万万渔业生产经营者,渔业生产合作社更是风起云涌。他们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水产大军,集体“脱农改渔”,一个“渔民加农民”的新军团横空出世,谓之:渔农!
这样庞大的渔业生力军,正是朝气蓬勃的时候,渔民又怎么会有“末代”之说呢?
渔技&科技
由于渔业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推动与触发了业界的一系列变革,从渔民原生态生存发展演化角度而言,就是被新时代、新技术、新方式“挟持而行”的标志物。
历史上的渔民,都是水里捕捞,以抓捕、逮捞水生物,以此谋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国家渐推养殖水产品,由渔民以捕捞的生产方式转向“养殖+捕捞”的递进式生产模式发展。在保护自然生态资源存有增长量的同时,改变着渔民与渔业的社会存在发展与经营业态,提振着适合社会大市场公共资源供给的底气。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人才、物力,设置众多学科的水产教育与研发机构,招募大量人才,培养大量水产学子,所有这些,都是带动渔业科技发展的“发力器”。这些年来,国家高科技领域内存有诸多事关水产及其养殖业、捕捞业的攻坚课题,创造了许多许多的科技新成果,转化成为巨大的水产品生产应用的“爆发力”。今日之渔业,非昔日之捕捞,今日之渔技,非旧时之土法。多少渔业精英参与,多少新人汇入,渔业今日,人才济济!担心“渔民末代”岂不是现实版的“杞人忧天”吗!
渔需&鱼市
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与社会市场论告诉我们:“有需要,就会有市场;需求旺,市场兴!”在原始形态下的传统渔民生产领域,渔民的旧事需求是三件事:制作小舢板的木料、捕逮鱼蟹的网具、自我消耗的油盐酱醋柴。如此极小的需求,无论从品种、类别,到数量、质量,都是“原始的生存之需”,构不成需求大市场,是最低的“活命之需”,而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活命之需”,支撑着渔民的衣食住行,渔业在此光景之下,何来发展,何来抬头之日。由此,历朝历代将渔民称之为“渔花子”“捉鱼佬”,生活甚至生命得不到基本保障,社会地位低下的渔民始终是“等外游民”。那时候的渔民、渔业之需,仅仅如此而已!
渔业发展,带来的首先是渔民群体自我生存与生产的需要。渔民、渔农改变了传统渔业水产,形成以养殖促发展的方式经营实业,捕捞仅仅是渔民渔农生产过程了的一个生产节点性技术,生产领域的大幅度资料性消耗,将渔需推升到一个个更新的高峰,为供应拓开了渔需物资产业链,更加宽泛了渔民、渔农从业人员的真正含义,加入这些生产、营销、使用、技术这些方面军团后,渔民、渔农的兵力雄厚。
渔需旺盛,做活、做优、做强、做大了大渔业市场,鱼市的直销、线销、点销,鱼货的批发、零售、订购,这些市场与领域的人力潮、资金流汇聚成为硕大的能量源,是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经济支撑。
所有这些,哪一环节都少不得渔民、渔农的身影,他们常常集聚市场,或大容量运作渔需吞吐,或大批量输送鱼货商品入市交易,从来没缺渔民、渔农的身手,“末代”之话不靠谱!
渔船&渔村
时代的每个阶段,都会造就自己的物候,匆匆前行时又将其抛下,只留下印记的碎片,这类似小舢板的渔船,就是行将消失于时间中的碎片之一。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小舢板渔船渐渐安装了小柴油机、汽油机,以机械动力代替人力撑篙划桨。然后,又从木身之船改进为水泥船、钢板铁驳船,装上大马力的发动机。就连那些网具用材,不管是是形式还是耐用,都是既方便省力,又经济实惠,围绕渔家之船及其渔具,时代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给予种种改进与关切,为的是渔民、渔农后有来着,为的是渔业的明天更加美好。
漫长的旧时代里,渔民靠着小舢板挣扎在风雨飘摇的水世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推行渔民陆上定居,在就近水域的岸上陆地造屋建村,还给予好听又好记的村名:“水产村”“捕捞队”“渔业大队”等等,渔民专属“水上户口”,享受着城镇“供用户”同样的生活福利保障供给待遇。
这些水产村民与时代共同进步着。村里的一代代居民收到新时代、新技术、新市场的熏陶感染,许多渔民后代走了出去,见见外面的大世界,学点新鲜技术,服务社稷。他们中大多数不是辜负与抛弃了祖业,不少人则是对着新渔业、新技术、新市场产生了兴趣,这些人学成,会组合渔业强劲发展的“推进器”。
诚然,我们回眸村里,那些外出渔民后代的屋子空荡荡,那些年迈的老者在夕阳下修理着渔网,不多的狗吠声似乎在宣泄着孤寂的无聊。
中秋节,家家户户的团圆节。水产村口陆陆续续停下汽车,渐渐地排成一溜烟的小车队。从车里走出的人们手提着大包小包,将礼物孝敬着年迈的父母。渔村又热闹起来,渔场又沸腾开来,远远要比原始的、陈旧的捕捞渔民时代昌盛,还有的刚坐定身子,就拿出秋后冬初市场鱼货订单,要老父亲准备如期如数如质“走单交货”。如此村里村外、乡村城市、渔场市场互联,靠的就是新一代渔民渔农与老一辈渔民渔农的交互,交互、交接、交流常在,渔民焉能走向“末代”?
渔民真的到达“末代”了吗?讨论到此,可得答案:渔民、渔农不仅不会被“末代”,而且子孙兴旺,万象更新!
诚然,那些渔港村、水产队里渐渐显现的“空壳村”“空挂户”状况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恰恰是被农村城市化与现代生活边缘化了!即便是农民集聚的阡陌村庄,不是同样出现了人口向城镇集聚,住房向街市靠拢的景观吗?这些“渔民流出”的社会状态会改组人们的从业心理,影响着诸如渔民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但是,渔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成的一支重要支柱,从业渔民渔农是一支生生不息的浩荡之伍,正在以其更新、更潮的豪迈势态,昂首阔步,朝气蓬勃,奔腾向前!
(通联:213314,江苏溧阳市上黄镇名城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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