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处亚洲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水域辽阔，水产资源丰富，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原始社会，捕鱼就成为人们谋生的一项重要手段。以后随农业的发展，渔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但在部分沿海地区和江河湖泊密布区域，仍存在着以渔为主或渔农兼作的不同状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渔业经历了原始的、古代的、近代至现代的发展阶段；其生产规模、渔业技术，随着时代的前进得到不断的发展；水产教育和科学研究，近代以来有着长足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为寻找食物而奔波。狩猎和采集，不足以维持生活，开始把生产活动从陆地扩展至水域，利用水生动植物作食物，出现原始的捕捞活动。据1933～1934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穴内发掘到的地下文物证明，18000年前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其谋生手段，除采集植物和猎取野兽外，还在附近的池沼里采捕鱼类和贝类。在山顶洞人遗址内有一块钻有小孔并涂了红色的草鱼上眶骨，那是他们将鱼食用后留作装饰品的明证。据推算这条草鱼约有80厘米长。这说明水产品已深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到了新石器时代，发明了粮食的种植和家畜的饲养，扩大了食物来源，出现以采集、渔猎为主和以种植兼营畜牧的多种经济类型。由于粮食种植和家畜饲养尚处于原始阶段，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求，捕捞仍占有重要地位。在一些自然条件对渔业生产有利的地区，发展成带专业性的生产部门。随渔业生产的发展，捕捞工具也在不断进步。根据地下出土文物，新石器时代主要使用如下几种渔具：①鱼镖。出现于7500年前。早期鱼镖用动物长骨磨制而成，两侧各有几个倒钩，以后则发展成多种形式，有的将镖头直接捆绑在镖杆头上，有的用绳子一端系在镖头铤部，另一端系在镖杆头上，成为带索鱼镖。②渔网。有关渔网的起始年代，尚在探索中，至迟在6000年前的半坡时期就已使用了。在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绘有方形、圆锥形渔网，反映出半坡人已在根据不同的水域利用不同形状的渔网捕鱼。另外，在各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石质和陶质的网坠，说明渔网在原始社会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渔具。原始社会的渔网，在中国早期的古籍中也有记载，《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③鱼钩。最早也出现于半坡时期。早期鱼钩都用骨、牙料磨制而成，分有倒刺和无倒刺两类。④鱼笱。早在4600年前，浙江吴兴钱山漾人已经使用，是用竹篾或荆条编织而成，呈圆锥形，开口处装有倒须式漏斗，置于鱼类洄游通道上，鱼能进而不能出。此外，弓箭和鱼叉也是原始社会常用的渔具。距今7000年前，居住在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人，开始用木舟捕鱼，将生产扩展到更开阔的水域。5000年前，居住在今山东胶县的三里河人，开始大量捕捞海鱼。三里河人有很高的捕鱼技术，能捕获长约50厘米、游泳快速的蓝点马鲛。6000～4000年前，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主要以采拾贝类为生。在他们的贝丘遗址内，还发现箭镞、网坠、鱼钩和石斧，说明贝丘人兼事渔业和农耕。

中国古代渔业是以风力和人力为动力，以手工操作的小生产。这一时期渔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除了利用天然水域的水产资源外，开始进行人工养殖。在生产技术上，也有不少创新。

水产捕捞的发展

古代水产捕捞，经历了内陆水域捕捞和沿岸捕捞两个阶段。唐代和唐代以前，捕捞主要在内陆水域进行；宋代以后，开始较大规模捕捞海洋鱼类。

夏代，中国进入奴隶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但渔业仍占一定比重。夏文化遗址出土的渔具有制作较精良的骨鱼镖、骨鱼钩和网坠，反映了当时的捕捞生产状况。《竹书纪年》载，夏王芒“狩于海，获大鱼”。说明海洋捕鱼也是受重视的一项生产活动。

商代的渔业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捕鱼工具有网具和钓具等。殷墟出土甲骨文“渔”字，有象征双手拉网捕鱼的和象征用手持竿钓鱼的象形文字。195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出土有青铜鱼钩。这枚鱼钩钩身浑圆，钩尖锐利，顶端有一凹槽，用以系线。这是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金属鱼钩。商代捕捞的水产品有青鱼、草鱼、鲤、赤眼鳟、黄颡鱼和鲻等。商遗址还出土有龟甲、鲸骨和海贝，这些产于东海和南海，可能是交换或贡献来的。

周代是渔业的重要发展时期。捕捞工具已趋多样化，有罛、九罭、汕、罜、罾、钓、笱、罩、罶等多种。此外，还创造了一种叫罧的渔法，是将柴木置于水中，诱鱼栖息其间，围而捕取。这成为后世人工鱼礁的雏型。到春秋时代，随铁器的使用，鱼钩开始用铁制。由于铁质坚固，同时来源较多，铁鱼钩的出现推动了钓渔业的发展。随捕捞工具的改进，捕鱼能力也有相应的提高。据《诗经》记载，当时捕食的有鲂、、、鳢、鲿、鲨、鲤、鰋、鳢、鲔、鲦、鳟、嘉鱼等十余种。《尔雅·释鱼》记载的更多，达20余种。这些鱼分别生活在水域的中上层和底层。近海捕鱼也有很大发展，位于渤海之滨的齐国，原先地瘠民贫，吕尚受封齐地后，兴渔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成为大国。周代开始对渔业设官管理，渔官称人。《周礼·天官》载，人有“中士四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已形成一支不小的管理队伍。人的职责除捕取鱼类供王室需用外，还执掌渔业政令并征收渔税。为保护鱼类资源，周代还规定了禁渔期，一年之中，春季、秋季和冬季为捕鱼季节，夏季鱼类繁殖，禁止捕捞。周代对渔具、渔法也作了限制，规定不准使用密眼网，不准毒鱼和竭泽而渔。

汉代捕鱼业比前代更昌盛，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楚、巴、蜀、广汉都是重要的鱼产区，市上出现大量商品鱼。捕捞技术也有进步，徐坚《初学记》引《风俗通义》说，罾网捕鱼时用轮轴起放，说明当时已过渡到半机械操作。东汉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钓鱼法。王充《论衡·乱龙篇》说，当时钓鱼用一种真鱼般红色木制鱼置于水中，引诱鱼类上钩，这成为后世拟饵钓的先导。近海捕鱼也形成一定规模，西汉政府设海丞一职，主管海上捕鱼生产；汉宣帝时大臣耿寿昌曾提议增收海租（海洋渔业税）三倍，以充裕国库。

魏晋、南北朝至隋的三四百年间，黄河流域历经战乱，渔业生产下降；在长江流域，东晋南渡后，经济得到开发，捕鱼业在继续发展。郭璞《江赋》描述长江渔业盛况说：“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溯洄沿流，或渔或商”。在捕鱼技术上，出现一种叫鸣桹的声诱渔法。捕鱼时用长木敲击船板发出声响，惊吓鱼类入网。在东海之滨的上海，还出现一种叫沪的渔法。渔民在海滩上植竹，以绳编连，向岸边伸张两翼，潮来时鱼虾越过竹枝，潮退时被竹所阻而被捕获。这时对鱼类的洄游规律，也有了一定认识：“鯼鮆顺时而往还”（郭璞《江赋》）。

唐代的主要渔业区在长江、珠江及其支流。这时除承袭前代的渔具、渔法外，还驯养禽兽捕鱼。766～768年，诗人杜甫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居住时看到当地居民普遍豢养鸬鹚捕鱼。7世纪末，通川（今四川达县）出现水獭捕鱼。唐末，诗人陆龟蒙将长江下游的渔具渔法作了综合描述，写成著名的《渔具诗》，作者在序言中对所述渔具的结构和使用方法作了概述，并进行分类。

宋代，随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大量海洋经济鱼类得到开发利用，浙江杭州湾外的洋山，成为重要的石首鱼渔场。每年三四月，大批渔船竞往采捕，渔获物盐腌后供常年食用，有的冰藏后远销至今江苏南京以西。马鲛、带鱼也成为重要捕捞对象。使用的海洋渔具有莆网和帘。莆网是一种定置张网。帘即刺网，长数十寻，用双船布放，缒以铁，下垂水底，刺捕马鲛。淡水捕捞的规模也较前代为大，马永卿《懒真子》载，江西鄱阳湖冬季水落时，渔民集中几百艘渔船，用竹竿搅水和敲鼓的方法，驱赶鱼类入网。在长江中游，出现空钩延绳钓，其钓钩大如枰钩，用双船截江敷设，钩捕江中大鱼。竿钓技术也有进步，邵雍《渔樵问对》称竿钓由钓竿、钓线、浮子、沉子、钓钩、钓饵六个部分构成，这与近代竿钓的结构基本相同。这一时期，位于中国东北的辽国，已有冬季冰下捕鱼。

明初和明代后期，政府为加强海防，多次实行海禁，出海捕鱼受到限制，但海禁开放后，渔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明代大宗捕捞的海鱼仍是石首鱼，生产规模比宋代更大。王士性《广志绎》说，每年农历五月，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的渔民，以大渔船往洋山捕石首鱼，宁波港停泊的渔船长达十里。这时渔民已观测到石首鱼的生活习性和洄游路线，利用石首鱼在生殖期发声的特性，捕捞时先用竹筒探测鱼群，然后下网截流张捕。明代中叶，沿海因倭寇侵扰，政府实行罟棚制度，以八九或十余艘渔船为一，组织渔民下海捕鱼。这时出现大对渔船，其中一艘称网船，负责下网起网，另一艘称煨船，供应渔需物资、食品及贮藏渔获物。由于用两艘船拖网，可使网口张开，获鱼较多，发展成浙江沿海的重要渔业。与此同时，东海出现饵延绳钓，钓捕海鱼，渐次发展成这一海区的重要渔业。随海洋渔业的发展，明代出现了记述海洋水产资源的专著。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记载了福建沿海的水产生物200余种，成为中国最早的水产生物区系志。

清代海洋捕捞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大宗捕捞的除石首鱼外，还有带鱼、鳓鱼、比目鱼、鲳鱼等经济鱼类数十种。捕捞技术也有进一步提高。清初，广东沿海开始用围网捕鱼。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记载，这种网具深八九丈、长五六十丈，上纲和下纲分别装有藤圈和铁圈，贯以纲索以为放收。捕鱼时先登桅探鱼，见到鱼群即以石击鱼，使惊回入网。围网的出现，为开发中上层鱼类资源创造了条件。在沿海其他地区，也因地制宜，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渔具。当时的海洋渔具，有拖网、围网、刺网、敷网、陷阱、掩网、抄网、钓具、耙刺、笼壶等类。内陆水域使用的渔具也基本相同，其捕捞规模也在继续扩大，太湖渔船多至六桅。在边远地区，一些特产经济鱼类开始大量开发利用，主要有乌苏里江的鲑鳟，云南抚仙湖的鱇白鱼。

中国古代的水产养殖，唐代以前以池塘养鲤为主；宋代以后以养殖草鱼、青鱼、鲢、鳙为主，并在鱼苗饲养和运输、鱼池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分鱼、转塘、投饵、施肥、鱼病防治等方面，形成一套成熟的经验，对世界养鱼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养鱼起源很早，有关它的起始年代，目前有两说：一是始于殷代后期。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有“贞其雨，在圃鱼（渔）”、“在圃鱼（渔），十一月”的记载，认为是指在园圃内捕捞所养的鱼。据此，中国养鱼始于公元前13世纪。另一说认为始于西周初年。《诗经·大雅·灵台》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灵台的诗，诗中说到周文王在灵囿中养鸟兽，在灵沼中养鱼，认为这是中国人工养鱼的最早记载。据此，中国养鱼始于公元前11世纪。

到战国时代，各地养鱼生产普遍展开。《孟子·万章上》说，有人将鲜活鱼送给郑国的子产，子产使管理池塘的小吏养在池塘里。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张仪和张若筑成都城，利用筑城取土而成的池塘养鱼。这时的养鱼方法较为原始，只是将从天然水域捕得的鱼类，投置在封闭的池塘内，任其自然生长，至需要时捕取。

汉代是中国池塘养鱼的起始时期，开始利用小水体（人工挖掘的鱼池、天然形成的池塘等）进行人工饲养。西汉开国后，经60多年的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至武帝初年，养鱼业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史记货殖传》说，临水而居的人，以大池养鱼，一年有千石的产量，收入与千户侯等同。主要养鱼区在水利工程发达、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关中、巴蜀、汉中等地，经营者有王室、豪强地主，也有平民百姓。这时开始选择鲤鱼为主要养殖对象。鲤鱼具有分布广、适应性强、生长快、肉味鲜美以及在鱼池内互不吞食等特点，同时可在池塘内产卵孵化。鱼池通常有数亩面积，池水深浅有异，以适应所养大小鲤鱼不同的生活习性。在养殖方式上，常与水生植物兼作，在鱼池内种上莲、芡，以增加经济收益并使池鱼获得食料来源。在鱼池四周，常植以楸、竹，以美化养殖环境。

汉代还从池塘养鱼发展至湖泊养鱼和稻田养鱼。湖泊养鱼主要在西汉时期的京师长安。葛洪《西京杂记》说，汉武帝在长安筑昆明池，用于训练水师和养鱼：所养之鱼除供宗庙、陵墓祭祀用外，多余的在长安市上出售。稻田养鱼始于东汉汉中地区，当地农民利用两季田的特性，把握季节时令，在夏季蓄水种稻期间放养鱼类。另一种养殖方式是利用冬水田养鱼。这种冬水田靠雨季和冬季化雪贮水，长年蓄水，一年只种一季稻子，人们利用冬季休闲期间养鱼。稍后，巴蜀地区也开始稻田养鱼。曹操《四时食制》：“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在汉代养鱼业发达的基础上，中国出现最早的养鱼专著《陶朱公养鱼经》。该书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春秋末年范蠡所作，一般认为写成于汉代。原书已佚。从《齐民要术》中得知其主要内容为选鲤鱼为养殖对象、鱼池工程、选优良鱼种、自然产卵孵化、密养、轮捕等。

自三国至隋，变乱相承，养鱼业一度衰落，至唐代重又得到发展。唐代仍以养鲤鱼为主，大多采取小规模池养方式。养殖技术主要沿袭汉代，但已知人工投喂饲料，以促进池鱼快速生长。随养鲤业的发展，鱼苗的需求量增多，到唐代后期，岭南（今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以培育鱼苗为业的人。至昭宗（889～904在位）时，岭南渔民更从西江中捕捞草鱼苗，售与当地耕种山田的农户饲养。刘恂《岭表录异》说，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泷州（今广东罗定县）的农民，将荒地垦为田亩，等到下春雨田中积水时，就买草鱼苗投放田内，一两年后，鱼儿长大，将草根一并吃尽，获鱼稻丰收。由于大江中草鱼、青鱼、鲢、鳙等的繁殖期大致相同，渔民捕得草鱼苗时，也会捕得其他几种鱼苗，从而成为中国饲养这四种著名养殖鱼类的起始。

北宋时期，长江中游的养鱼业开始发展。范镇《东斋记事》说，九江、湖口渔民筑池塘养鱼苗，一年的收入，多者几千缗，少者也有数十百千。到南宋，九江成为重要的鱼苗产区，每逢初夏，当地人都从长江中捕捞草鱼、青鱼、鲢、鳙等鱼苗出售，以此图利。鱼苗贩者将鱼苗远销至今福建、浙江等地，同时形成鱼苗存放、除野、运输、投饵及饲养等一套经验。会稽（今浙江绍兴）、诸暨以南的大户人家，都凿池养鱼，购买九江鱼苗饲养，动辄上万。养鱼户这时将鲢、鳙、鲤、草鱼、青鱼等多种鱼苗，放养于同一鱼池内，出现最早的混养。

宋代还开始中国特有的观赏鱼金鱼的饲养。金鱼起源于野生的橙黄色鲫鱼，早在北宋初年，有人将它放养在放生池内。到南宋，进入家养时期。宋高宗赵构建都杭州后，在德寿宫中建有养金鱼的鱼池。在赵构倡导下，杭州的达官贵人养金鱼成风，多凿石为池，置之簷牖间，以供玩赏。当时出现了以蓄养金鱼为生的人。在池养过程中，开始培育出最早的金鱼新品种。

随养鱼业的发展，宋代开始进行鱼病防治。苏轼《物类相感志》载，“鱼瘦而生白点者名虱，用枫树叶投水中则愈”。

明代主要养鱼区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养殖技术更趋完整，在鱼池建造，鱼塘环境，引起泛塘的原因，定点、定时喂食，轮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鱼池通常使用两三个，以便于蓄水、解泛和卖鱼时去大留小。池底通常北部挖得深些，使鱼常聚于此，多受阳光，冬季可避寒。明代后期，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渔民利用作物、家畜、蚕、鱼之间在食物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创造了果基鱼塘和桑基鱼塘。同一时期，江西出现畜基鱼塘，养鱼户在鱼塘边作羊圈，每日扫羊粪于塘内，以饲养草鱼。混养技术也有提高，开始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养多种鱼类，以充分利用水层和池塘里的各种不同食料，并发挥不同种鱼类间的互利作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河道养鱼也始于明代。这种养殖方式的特点是将各河道和它总汇处的宽广水面用竹箔拦起，放养鱼类，依靠水中天然食料使鱼类长大。嘉靖十五年（1536），绍兴三江闸建成，河道的水位幅度变小，为开展河道养鱼创造了条件，以后不久，利用河道养鱼的事业开始兴起。

海水养鱼也始于明代。黄省曾《养鱼经》说，松江（今属上海市）渔民在海边挖池养殖鲻鱼，仲春在潮水中捕寸余的幼鲻饲养，至秋后即长至尺余，腹背都很肥美。

明代后期，中国东南沿海渔民开始养殖贝类。主要养殖对象有牡蛎、缢蛏和泥蚶。成化（1465～1487）年间，福宁州（今福建霞浦、宁德）开始插竹养殖牡蛎。至明末清初，广东东莞、新安渔民改用投石法，将烧红的石块在牡蛎繁殖季节投置海中，以利牡蛎苗的附着，一年间两投两取，产量有明显提高。缢蛏养殖主要在广东、福建沿海，泥蚶养殖在今浙江宁波。

清代养鱼仍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最盛。养殖技术主要继承明代的，但在鱼苗饲养方面有一定发展。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说，西江渔民将捕得的鱼苗置于白瓷盆内，利用各种鱼苗在水中分层的习性，将鱼苗分类撇出，出现了最早的撇鱼法。在浙江湖州菱湖，渔民利用害鱼苗对缺氧的忍耐力比养殖鱼苗小的特点，以降低水中含氧量的方法，将害鱼苗淘汰，创造了挤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