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现状与对策
发表时间:2020/12/03 13:11:54 浏览次数: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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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高密度养殖、过度投喂与施肥、频繁滥用药物致使养殖水环境日趋恶化，再加上水产养殖者病害防治意识淡薄、病急乱投医、水产动物疾病防治基础研究薄弱，新药开发力度不强等因素，加剧了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的频繁发生和肆意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水产养殖每年因病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 亿元，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我国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的主要成就
我国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研究始于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以前主要是研究各种原虫、蠕虫、甲壳动物等寄生虫病。“六五”以来，我国开始对几种主要的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攻关研究,在淡水养殖方面，80 年代主要针对草鱼出血病，90 年代主要针对嗜水气单胞菌引起的淡水养殖动物细菌性败血症等进行了病原学及综合防治方面的研究；在海水养殖方面，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主要针对对虾常见的细菌性病害，1993 年以来主要针对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等进行了病原学及综合防治方面的相关研究。
草鱼出血病，已经成功分离鉴定了草鱼呼肠弧病毒，建立了多株草鱼细胞系，研制了组织浆灭活疫苗和细胞灭活疫苗，解决了草鱼病毒疫苗的大规模制备技术，至此草鱼出血病的防治基本得到了有效解决。淡水养殖动物细菌性败血病和对虾常见细菌病防治，从病原、致病机理、流行规律、治疗药物、免疫、环境与生态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查出了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菌、产碱假单胞菌、鲁克氏耶尔森氏菌、河弧菌生物变种III、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海豚链球菌等多种革兰氏阴性和阳性菌病原，建立了疫苗防治技术及综合预防措施，使上述细菌病基本上得到了有效遏制。
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研究一直是世界范围内十分活跃的热门研究领域，国外对水产养殖动物病毒病的研究历史较早，也较为深入，很多研究都达到了分子生物学水平，如病原结构的分子生物学、分子流行病学、分子毒理学、分子免疫学及基因工程疫苗等，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病害流行病学方面，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动物种群中病毒感染的检测来预测病毒流行规律，来制定当年的控制对策；运用频率分布来描述水产养殖动物寄生虫在寄主种群中的分布，并从其动态中了解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发生的可能。经过近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水产养殖动物病害防治研究的专业技术人才力量，并相继建立了一批设备比较先进的实验室，使我国对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研究总体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近几年，陆续建立了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网络平台、鱼病110热线，以及在线交流、疫情通报、技术咨询等为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特别是渔药行业快速发展、防病治病技术的不断提高与创新为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但远远满足不了水产动物疾病病原不断发展的现状。
二、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危害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总体上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又好又快的高速发展态势，2008 年淡水养殖总产量达到了4000 万吨以上，持续多年保持水产养殖大国的地位。在水产养殖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海淡水养殖品种的各种病害频繁暴发，每年造成鱼、虾、蟹、鳖、贝类等的经济损失也处于迅速上升态势，纵观数年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发生，主要表现为并发症多、暴发性强等特点。
常规养殖鱼类的无症状化死亡越来越突出。因养殖品种的种质退化、营养不良及环境胁迫的加剧引起的水产养殖动物无症状化死亡现象越来越普遍，如主要养殖鱼类细菌性败血症、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等，这给临床快速诊断增加了难度，同时也说明养殖对象抵抗力越来越差，环境胁迫加剧，养殖方式亟待改善。
多种疾病并发比单一疾病更为常见。在常规养殖鱼类疾病诊断过程中，常常发现寄生虫病并发细菌性疾病、多种细菌性疾病混合感染以及与病毒性疾病、真菌性疾病混合感染，而且多种疾病并发已成为一种常态。例如在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的草鱼疾病防治过程中尤为明显，如草鱼的烂鳃病大多数情况下细菌性疾病与车轮虫、指环虫并发，低温期又常伴有鳃霉病的发生，再加上水质不良、气候突变，营养失衡等，进一步加大了治疗难度和用药成本，有时也与赤皮、肠炎、肝综合症同时并发。多种疾病的并发不仅要求现场临床诊断技术的提高，关键是如何抓住问题的核心，寻找突破口，明确科学的处方及用药程序，以期迅速降低死亡，快速治愈，降低用药成本。
疾病的暴发性、突发性、传染性十分明显。高温养殖期以及养殖中后期，常常成为水产养殖动物养殖成败的关键。在此养殖阶段，一方面因为水产养殖动物快速生长使养殖负荷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因人为活动使养殖水体大量残饵、粪便等有机质的富集，致使病原微生物大量滋生，这都为疾病的传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旦天气突变就会引发水产养殖动物的疾病大规模暴发，如常规养殖鱼类的“细菌性败血症”、叉尾鮰的“疖疮综合症”、罗非鱼的“链球菌病”、对虾的“白斑综合症”、“红体病”和“偷死症”、罗氏沼虾的“滴星病”以及河蟹的“上岸不下水症”等，一旦暴发，死亡率大，病程长，治愈难度大，养殖者往往束手无策。
环境胁迫导致的疾病发生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目前水产养殖动物的疾病不仅表现在病原性疾病的加剧，更表现在因环境胁迫引起的疾病发生加剧。鱼病现场诊断过程中经常发现蓝藻水华水、红水、黑水、白浊水等不良水质，也常遇到起捕“热水鱼”后的养殖鱼类暴发性死亡，尤其与季节交替、持续阴雨天气以及天气突变等环境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桑尖瘟期的草鱼综合症，黄颡鱼的裂头综合症、台风过后白对虾综合症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环境胁迫引起疾病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水产动物集中养殖区域的公用进排水环境因非自然原因造成污染，导致良好的水资源变得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因养殖水环境常年不清淤、高密度放养、过量投饵施肥、不注重水质和底质维护等导致养殖水环境恶化，严重时会引起水产养殖动物氨及亚硝酸氨中毒症等，再加之与气候原因有关，微生物繁殖力差，藻类光合作用差，水体初级生产力低下，导致大量有机物得不到转化利用，加速水环境的恶化，诱发各疾病的发生，可见改善养殖方式，注重水质及底质改良对水产动物疾病的预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营养不合理导致的疾病呈明显的上升态势。水产养殖动物因营养不合理导致的病变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肝综合症，本病不仅单独存在，而且多与其它疾病并发。众所周知，引起水产养殖动物肝综合症的原因很多，但饲料营养缺失、投喂过量、滥用药物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肝综合症明显降低了水产动物自身抵抗力，诱发各种病原性疾病的发生，加大了疾病治愈的难度。
区域性疾病呈现漫延趋势。水产养殖动物的某些疾病一般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如异育银鲫的“孢子虫病”在江苏苏北地区非常常见，当地的养殖者根据孢子虫的寄生部位将它们分为“肤孢子”、“鳃孢子”与“喉孢子”。近年来，随着亲本和鱼种的大流通，鲫鱼“孢子虫病”在湖北及东北重点养殖区也呈现出流行性的高发态势；再如：珠三角一直走在鳜鱼产业化发展的前列，但随着其鳜鱼苗种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而走向全国，在珠三角肆虐多年的鳜鱼“病毒性出血病”随之也在全国各鳜鱼主养区频频发生，发病率及发病死亡率逐年攀升。当然，水产养殖动物的发病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充分说明加强抗病力品种选育，强化地区间水产种苗的检疫力度迫在眉睫。
耐药性病原体大量滋生，导致疾病治疗难度越来越大。多少年来，一直强调致病菌对抗菌药的耐药性，但随着对车轮虫病、指环虫病等重复用药无效，使寄生虫的耐药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每到鱼病发生的高发期，都会面对硫酸铜、敌百虫的用量逐年加大的现实，稍不注意又会引发药害事故，目前防治指环虫病、三代虫病等单殖吸虫病唯一有效的药物是甲苯咪唑溶液，但当被二次使用时，其使用效果就会大大打折扣，值得思考是，随着单殖吸虫耐药性的增强，除了甲苯咪唑溶液外，我们还有什么安全、有效、绿色药物可供选择，无形中加大了新药开发的压力，这一切都是因为水产养殖动物的耐药性病原体产生导致的疾病治疗难度越来越大。
不明疾病对水产养殖动物的危害不时发生。“不明疾病”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能说过去偶然发生过，也被确诊过，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因危害不大未被引起重视，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不明疾病”引起的水产养殖动物的疾病的危害性迅速加重，如鲫鱼的“红鳃病”、黄颡鱼的“裂头综合症”、鲤鱼的“坏鳃死亡症”、乌鳢的“诺卡氏菌病”、罗非鱼的“链球菌病”等等在近几年都给水产养殖业带来很大的危害，尽管很多学者已经分离出了病原微生物，但从临床表现与治疗看，大多数不可能是由单一病原引起，而且治疗该类疾病的药物开发远没有跟上疾病发生的变化，现在大都采用以水质改良、口服药物、提高抗病力为主的综合办法，但治疗效果常常不尽人意。
三、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的现状
在当前我国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过程中，一方面渔药产业的发展使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可选择的药物琳琅满目；另一方面渔药企业参差不齐、渔药产品鱼目混珠，监管力度不强、合格的“渔医”太少等因素导致防治效果往往又不尽人意，使得当前我国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防治呈现一个较为尴尬的局面。
轻预防、重治疗。“无病先防、有病早治、防重于治”是我国在渔病防治过程中长期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但养殖户为降低养殖成本通常情况下都是在水产养殖动物发生死亡后，才意识到预防的重要，很少有无病先防的主动意识，这不仅增加了防病治病的用药成本，同时也给有效治疗加大了难度。实际上水产养殖动物自始至终都生活在水中，其活动行为不易被察觉，发现难、治疗难，一旦发病，患病的水产动物不仅对外界环境的抵抗能力差，免疫能力低下，且对药物耐受性较差，患病的个体往往食欲减退或无法进食，即使是特效药物也很难凑效，可以说，治疗就是一次应急性的预防行为，与其这样，不如提早预防，把握养殖的主动权。
缺乏科学的用药指导。水产动物疾病防治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实际操作往往采用经验式的处方或一成不变的药物来治疗，一个师傅一个法，不同的师傅各有各的搞法，花样百出，致使一个池塘的疾病经过几个“渔医”处理后，尽管是一塘药水，但疫情仍然没有好转。同时，当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发生时，养殖者购药时认价格不认质量的意识根深蒂固，从而使用药无效的现象经常可见，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增加治疗用药成本。一旦久治不愈时更是病急乱投医，具体情况不具体分析，四处打听谁把谁的鱼病治好了，谁用了某种药把病治好了，不问青红皂白肆意盲从，结果适得其反，久治不愈，最后归罪于药物的效果问题。
滥用药物现象比比皆是。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发生后，经常可见的是在不了解渔药的理化性质的条件下随意复配药物，不注意药品的使用注意事项不合时宜使用药物，仅仅为节约用药成本，经常选择低价劣质的渔药，以及“三无”渔药，很少考虑用药后药物对水环境和水产养殖动物的伤害及水产品的安全性。
养殖技术和养殖模式不合理。在当前水产养殖生产中，水产养殖业者现有的养殖技术与集约化、多种类混合高密度养殖模式严重不相适应。例如，养殖布局不合理，养殖比例失衡，部分开发过度、无序；养殖密度超过水体负载能力，造成养殖水体超负荷运行，水体再生能力差，优良抗病品种比较匮乏；缺乏必要的专用配合饲料、饲料种类不齐全、饲料系数普遍偏高等。
专用高效药物资源稀缺。渔药地标升国标后，原有的部分有效药物被废止或禁止后，又没有新的有效替代药物跟上，导致部分水产养殖动物疾病进入了无特效药可治的尴尬局面，如小瓜虫病、水霉病、车轮虫病等，对于名优水产养殖品种的疾病，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往往借鉴常规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的方法与模式，同样造成了许多名优鱼类疾病无药可治与无法可治的局面。
四、安全有效防治水产动物疾病的对策
强化防重于治，积极治疗的意识。在水产动物疾病防治过程中，理应坚持“无病先防、有病早治、防重于治”的基本原则，或减少因水产动物疾病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只有实实在在履行“防重于治”，才能真正收到事半功倍的养殖效果，才能在水产养殖上真正做到防病于未然，才能把水产动物因疾病引起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水产动物疾病防治过程中，正确诊断水产养殖动物疾病是科学选好药、用好药的首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而正确诊断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就要求我们水产科技人员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知识和生产实践经验，熟悉养殖对象的生物学特性、生理、生化、病理学及水化学等相关基础知识，水产动物疾病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实践科学，正确诊断鱼病与正确使用渔药对科学防病、综合防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加快专用新渔药的创制。在当前水产动物疾病日益猖獗的态势下，加快绿色、健康渔用新药品的联合开发力度，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水产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特别是目前各种名优鱼类的病毒病、小瓜虫病、水霉病、车轮虫病、单殖吸虫病、孢子虫病以及不断发生的不明原因疾病等，目前尚无有效药物可供选择，防治技术和方法混乱，因此导致渔药行业的混乱，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顽固性疾病的防治方法，简单强调“健康养殖”是不现实的，而解决办法只能是政策支持、联合创新，既要强调水产动物疾病防治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研究，又要重视专用新渔药的创制，更不能忽视生态预防，免疫预防的方向性研究。
加强“渔医”队伍的建设。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有效防治取决于合格渔药的有效性，而渔药的有效性需要合格的渔医，加强渔医队伍建设，普及鱼病防治科普知识是成功解决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关键所在。
加大对渔药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监管力度。渔药行业的混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形成原因也多方面的，有逐步加强对渔药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坚持流通环节的准入制度，强化养殖者的自律行为，才能从制度上规范渔药行业，确保水产动物疾病防治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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